本报记者安仁孟扬张末冬
“我希望一直做一个扶贫志愿者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”，十进大巴山、五进大凉山的摄影家杨凯生如是说。12月21日，《风——在大巴山大凉山中的杨凯生》扶贫摄影展在京开幕，展览精选了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拍摄的100余张摄影作品，将远山一角的时代之风定格在镜头中。
作为摄影家的梦想
“凝视他们的脸，忘记其它。你会发现这些笑容，与千里之外或是千年之远的笑容并无两样。幸福，并非奢华，也非享乐。它来自坦然的心，真诚的爱；来自艰难但笃定的前行；来自每一天睁开眼，日子都会比之前更好一点的希望。”
在杨凯生的镜头中，美是不变的外表，但在光影包裹下，更有着一个深刻的灵魂。用摄影的方式，展现大巴山、大凉山等地区风貌，记录人们生活的动人细节，定格那些改变生活的点滴努力，都是他的摄影语言所要表达的内涵。他说，“我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，拿自己的相机记录当地的一些变化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结识了不少祖祖辈辈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，看到了他们的不易，看到了他们的艰辛。在拍摄过程中，我感悟到当地的未来、当地的希望，我想通过自己的镜头能把这些都记录下来”。
或许，摄影家已记不得这组照片前后拍摄了几年。每次，杨凯生从北京出发，往返7000余公里，走遍工商银行总行定点扶贫的四个县，直接推动当地扶贫工作。退休后，他坚持回访扶贫点，积极为当地扶贫工作献计献策，还以“工商银行一名退休员工”身份向当地20多所中小学捐赠40万元书籍。
“记录这些历史性变革的初衷是要让更多人受触动、受感染，要燃起更多人心中的扶贫热情”，杨凯生说，“扶贫摄影不是简单猎奇，更不是片面表现落后和痛苦，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%，扶贫摄影应记录和传播脱贫攻坚这一历史进程”。
为什么镜头中总是孩子
人们发现，杨凯生的镜头更多地是面对山里的孩子们。他的作品中，儿童们或读书，或玩耍，或走在乡间泥泞的土路上，或透过自家窗棂眺望，孩子的眼睛中，总能透露出动人的光彩。
正如展览解说词所说，“每到一个地方，我都喜欢把镜头对准孩子们的眼睛。它代表这片土地本来和未来的样子。孩子们的眼中，世界的每一页都写着新的故事。好比教室里那根从远方寄来的玻璃棱镜，透过它可以看到一架通向未来的彩虹。他们沐浴着亘古不变的阳光，迎着远道而来的风”。在杨凯生眼中，贫困地区的父老乡亲中，儿童更值得关注。
因为在某种意义上，儿童需要的帮助会更多，孩子们需要接受到较好的教育，需要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。如果这些山里的孩子能够读高中，能上大专甚至大学，那么其家庭面貌就会发生很大变化。这一直是杨凯生心中最惦记的事。
有一年，杨凯生一行走在山区路上，突然听到广播体操的音乐。他们想，有广播就肯定有学校，于是他们便下路寻找。在这次偶然之行中，他们偶入一间乡村小学图书室，看到一套定价不足10元的少年科普读物，书页发黄，翻至卷边，但封面上“中国工商银行捐赠”的印迹依然清晰。人们或许回忆不起20余年前捐赠的情形，但令人惊喜的是，这间乡村小学，在这20余年间走出了不少名校学生。校长如数家珍，笑得很灿烂。
“儿童们、孩子们如果能受到较好的教育，他们一点也不会比我们差。所以把这些贫困地区的教育搞上去，让孩子们有更好的成长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”，杨凯生说。因而，在他的镜头里，更多的是孩子们的笑脸和成长故事。
“我是蹲下来看”
当下，人们经常会提起“弱势群体”这个词，但杨凯生不愿意用这个词。他说，看他们的眼神，他们的精神状态，他们在命运面前是不屈不挠的。
什么样的照片是好照片？怎样做公益能获得最好效果？杨凯生认为，“首先是拍摄者要端正自己的心态”。因而，不论在公益工作中，还是摄影创作中，都不能有消费贫困的情感，“居高临下”难以产生真公益，也难以诞生好作品。
杨凯生拍摄孩子，他往往是蹲下来看，除非特殊需要，很少使用高机位。“只有在平等的对视当中，你才能发现他真正心灵深处的东西，你才能交流。”这是一个真正摄影人应该具有的情怀。
山是旧山，土为故土。祖祖辈辈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人们，远离繁华，艰难扎根。与我们日常所见不同，那是生之艰辛；与我们日常所见相同的，这是故土之爱，奋争之力，思变之心。在大山角落里，一位满头银发的摄影师与山里不屈不挠的人们如影随形。
（本文配图为杨凯生摄影作品）
